2016年6月，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一帶一路戰略夥伴關係宣言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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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稱讚「一帶一路」倡議有可能提高全球GDP，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更能受惠。反對者則批評倡議，開發過程侵犯人權和影響環境，另外，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一些政府指控「一帶一路」是通過債務陷阱外交的新殖民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135]。
至於著重海路與陸路的交通展望，也因多種層面考慮有不同看法，水路不用維護，運量、路線皆可隨業主想法調整，巨大容積也可以當外海漂浮倉庫使用[136]，而陸路首先要可行性研究，適合協調班次時效性較強、需求穩定的產品，加上所經之處戰亂勢力的矛盾，部分沿路國家租地合約、基礎建設與打通關係，經濟浮動大，所以經營需謹慎為之[137]。
中國大陸方面準備了亞投行與絲路基金來進行投資[138]。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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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2年3月為止，已有146個國家或地區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當中139個國家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諒解備忘錄。[130]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立場是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努力實現沿線區域基礎設施更加完善，更加安全高效，以形成更高水準的陸海空交流網路。同時使投資貿易的便利化水準更有效的提升，建立高品質、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域網。以使沿線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政治互信更加的深入，人文交流更加的廣泛[139]又認為該倡議為商品提供了市場，改善了基礎設施，創造了就業機會，刺激了工業化，擴大了技術轉讓，從而使一帶一路國家受益。[140]並且否認一帶一路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或「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141]。
俄羅斯是中方早期的合作夥伴，目前俄中雙方共有天然氣管道、極地絲綢之路等150個共同項目。2015年3月，俄羅斯第一副總理伊戈爾·舒瓦洛夫說：「俄羅斯不應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視為對其傳統區域勢力範圍的威脅，而是應將其視為歐亞經濟聯盟的機遇。」[142]
2016年6月，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會見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波蘭企業將從「一帶一路」倡議中受益匪淺。[143][144]杜達與習近平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宣言，重申波中視對方為長期戰略夥伴。[145]
丁薛祥主持在香港舉行的第八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發表主旨演講，強調中央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優勢，鞏固地位提出四點希望，包括完善金融服務、聚焦專業人才、加強人文交流和加強與友好城市交流，指香港前景廣濶大有可為。[14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香園圍口岸「三通」是「一帶一路」發展基礎，有利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147]。
新加坡經濟富裕，基礎設施建設不需要大量的外部融資或技術援助，但是多次支持「一帶一路」並在相關項目上與中方合作，以尋求增加全球影響力，並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聯繫。新加坡也是該項目最大的投資者之一。此外，新加坡的大力支持還有一個戰略因素，就是確保不會有一個單一國家會主導亞洲經濟，暗指中國能成為制衡美國的因素。[148]
菲律賓歷來與美國關係密切，但在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羅阿·杜特爾特領導下，菲律賓調整其政策，支持南海的「一帶一路」項目，並希望能為菲律賓帶來大規模基礎設施的擴張計劃。[149]
2017年，英國財長菲利普·哈蒙德表示英國是一帶一路的計劃的「天然合作夥伴」，向世界表明英國脫離歐盟後仍然是世界貿易的堅定支持者，以期減少因退出單一市場後英國對外貿易的不確定性而為英國經濟帶來的障礙[150]。
2017年，希臘經濟學家及前財政部長揚尼斯·瓦魯法基斯寫道，他在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方面的經歷感到非常令人鼓舞。他說，北京設法將自身利益和耐心的投資態度，與一次又一次談判的真誠承諾相結合，以達成最後互利的協議。[151]
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本·阿布都-阿濟茲·阿勒沙烏地於2019年2月訪華時表態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並代表沙烏地與華簽訂280億美元訂單[152]。
2019年4月，在第二屆阿拉伯環境與發展論壇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18個阿拉伯國家開展了「共建一帶一路，共享發展與繁榮」的一系列夥伴關係。非洲國家的普遍立場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擺脫外援和影響的巨大機遇。[153]
希臘、克羅埃西亞和其他14個東歐國家已經加入「一帶一路」框架。2019年3月，義大利成為七國集團中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成員。義大利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了一份價值25億歐元的諒解備忘錄，涵蓋運輸、物流和港口基礎設施等一系列領域。[154]
馬來西亞最初批評「一帶一路」，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在2019年轉為承諾支持「一帶一路」項目。他表示，他完全支持「一帶一路」倡議，認為馬來西亞將從「一帶一路」中受益。馬哈蒂爾說「一帶一路」可以使中亞的內陸國家更近海洋，藉此增加財富並減少貧困。[155]，同時認為，「窮國沒有能力在開放、自由的貿易中與富國較量，必須是公平貿易才行」。[156]
微軟公司前董事長比爾·蓋茲是一帶一路計劃的明確支持者，至2017年止至少七次訪問中國大陸，其認為很多民眾因為經濟競爭落敗而產生「向內看」的心態對世界是危險的，因此盛讚一帶一路戰略，讓多國紛紛加入，就是走出去幫助其他國家，並佩服習近平的國內脫貧戰略，而全球的脫貧進展能造成世界更穩定和每個人更大利益[157]，「蓋茲基金會」正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農業部合作，共同推進非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認同中方以核能解決全球暖化的策略是最務實可行，與他長期觀點相同，他旗下泰拉能源將與中國大陸核電企業探討第四代反應爐的建設[158]。
全球經濟顧問在201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40年「一帶一路」倡議可以使世界GDP每年增加7.1萬億美元。[159]
反對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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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非參與國的一些觀察者對計劃持疑態度，並將「一帶一路」倡議形容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網絡計劃，試圖在全球事務中邁向主導地位，並且建立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貿易網路[160][161]。[114]作為回應，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西方盟國在2021年七國集團的推出「重建更好世界」（B3W）倡議，用來抗衡「一帶一路」倡議。[162]在2022年，七國集團又提出「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PGII）計劃，被認爲是反制「一帶一路」倡議的「B3W」的後續，而「重建更好世界」則「消失無蹤」。[163]
印度政府官員多次反對「一帶一路」倡議，[164]他們認為「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忽視了印度對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本關切，三國在喀什米爾地區有領土紛爭，而中巴經濟走廊會穿越巴控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區），這點觸動了印度的神經。[165]
美國企業研究所常駐學者Derek Scissors表示，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宏偉計劃已受到中國大陸外匯儲備大幅下降的阻礙。此外，中國大陸龐大的債務也給經濟帶來沉重負擔。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亞洲研究主管高路易（Louis Kuijs）在一份研報中稱，不存在中國大陸擠走其他放貸者的危險。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現任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認為中國大陸可以利用其規模雖已縮小但依舊龐大的經常項目盈餘為海外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166]。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也認為，由於大量放貸，中國大陸自身也因此面臨不小的金融壓力。[167]
「一帶一路」倡議也引來台灣方面的擔心，中華民國國防部發表研究報告表明，「一帶一路」明顯針對美國太平洋局勢，戰略上會令臺灣邊緣化[168][169]台灣學者授陳俐甫認為「一帶一路」令北京的影響力大增，或會令北京有能力向對方提出政治要求，在國際事務上壓制台灣，比如聯合多國反對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要求更改對台灣的稱呼（台灣省、中國台灣）等等[170]。
2023年7月30日，義大利國防部長克羅塞托表示該國2019年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是「草率、糟糕透頂」的決定[171]。義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表示義大利會考慮退出一帶一路倡議[172]。12月6日，義大利政府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義大利已正式退出一帶一路倡議。[173]
2024年6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令人討厭的失敗倡議」。[174]
另外意見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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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因邊境及南海等問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和，因此在支持或反對「一帶一路」問題上猶豫不決。[175]
義大利和希臘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同時，其他歐洲國家陷入了矛盾的爭論中。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指加入「一帶一路」的前題是必須能為歐洲帶來一定的互惠性，而他們仍在為這一點爭論不休。2019年1月，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表示：「古代絲綢之路絕不僅僅是中國的……新的道路不能只走一條路。」[154]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和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2019年9月在布魯塞爾簽署基礎設施協議，以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並連接歐亞，協調基礎設施、交通和數字項目。[176]
2018年，澳大利亞東南部維多利亞州州長丹尼爾·安德魯斯簽署了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諒解備忘錄，以建立基礎設施聯繫並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關係。[177]內政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將「一帶一路」倡議描述為「來自中國的宣傳倡議」，並且帶來了「巨大的外國干涉」，又說「維多利亞州需要解釋為什麼它是該國唯一簽署該協議的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維多利亞州的行為是本應由聯邦政府作出的政策，並表示不支持該決定，認為這是關於國家利益問題，應由聯邦政府決定。[178][179][177]
2021年4月21日，澳洲外長馬里斯·佩恩宣布廢除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與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和框架協議，並表示被廢除的協議「與澳洲的外交政策相牴觸或不利於我們的外交關係」[180]；當日中國駐澳使館發言人對此表示不滿與反對，認為是澳洲「又一無理挑釁行徑」[181]。
生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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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引起了環保組織的關注。 世界自然基金會和匯豐銀行的一份聯合報告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為可持續發展帶來了重大風險，這些風險包括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系統和排放污染物。[182]作為「一帶一路」的一部分，中方向外資助了燃煤發電站，例如土耳其的 Emba Hunutlu 發電站，環保組織認為這增加了溫室氣體排放和令全球變暖。[183]德國環保組織 Urgewald 稱，中國能源公司將佔預計未來十年並網的新燃煤電廠發電量的近一半。[184]數據顯示與「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中的能源投資有 93% 是用於投資化石燃料。[185]另外，與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相關的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和航運增加，可能會影響敏感物種和海洋棲息地，如珊瑚礁、紅樹林、海草草地和鹽沼等。[186]
在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指出，「一帶一路」要「踐行綠色發展新理念，踐行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187]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 CCIEE 的報告將「一帶一路」倡議視為環境保護的機會，只要它被用於提供可持續發展目標相一致的綠色貿易、金融和投資，將有助世界步入綠色經濟。[188]其他提議包括為旨在履行對《巴黎協定》貢獻的「一帶一路」成員提供財政支持，或提供資源和政策專業知識以幫助成員擴大可再生能源的占比。[189][190]
2021年9月，習近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加大支持開發中國家採用「綠色低碳能源」，並且不再為海外燃煤電廠提供資金。[191]
人權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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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觀察對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新加坡、約旦、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一帶一路」項目中國工人所做的調查報告，「一帶一路」項目的部分企業對輸出海外的中國工人實施的行為造成了強迫勞動，其具體行為包括：扣押勞工護照、以非工作類簽證僱工的方式控制勞工、限制行動自由、超時工作、沒有節假日、拖欠工資、欺騙性的招募行為和虛假承諾、和當地社區隔離、恐嚇和威脅、工人如果想離職會被收取強制性的高額違約金、生病和受傷得不到醫療、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勞動保護和安全設備不足、無合理的申訴和維權機制、限制工人言論自由、懲罰帶頭抗議的工人等。[192][193]
「債務陷阱外交」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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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被提議拆分至新條目「債務陷阱外交」。（討論）
主條目：債務陷阱外交
有人擔心該「一帶一路」項目是一種新殖民主義，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政府指責「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外交，這術語是由印度智庫布拉瑪·切拉尼創造的，[194]於2017年首次使用，並在一年內就傳遍了媒體、情報界和西方政府。[195]比如，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媒體美國之音就批評中國大陸藉「一帶一路」等方式向亞太部分國家提供貸款，進行「債務外交」，指過分借貸會導致國家主權陷入中國的手中，[196]另外也有一些國家也有同樣擔憂。[197][198]
一些人士認為，這種做法凸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霸權意圖及其對國家主權的挑戰。[199]2018年8月，一個由16名美國參議員組成的跨黨派團體指中國債務陷阱外交有危險，「美國必須反擊中國企圖將其他國家扣為人質並強制贖金以推進其地緣戰略目標的企圖」。[200]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演講中表示，這些貸款是通過賄賂以提供便利的，他指控「中國向各國高級領導人行賄，以換取基礎設施項目」。[201][202]
印度評論員查特吉（S. K. Chatterji）認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領土申索的戰略。[203]查特吉認為中方正利用債務陷阱來淡化目標國家的主權，利用大量外借金錢給予與其有領土爭議的國家以換取在領土談判上的優勢。[204]
另外也有人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批出貸款時並不透明及非競爭性定價，有指在這些項目中，合同必須交給中國國有或國有關聯公司，而這些公司的價格遠高於市場價格。[205]
2020年4月，坦尚尼亞總統約翰·馬古富利接受訪問時，表明將會退出一帶一路。他在訪問中提到，前任總統賈卡亞·基奎特和中國大陸投資者達成建造港口的協議，當中租約期間坦尚尼亞無權對該港口提出任何意見，直言「只有醉漢才會接受這種條款」。[206]
2021年5月，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菲利克斯·齊塞克迪呼籲審查其前任約瑟夫·卡比拉與中方簽署的採礦合同。[207]特別是與中國華剛礦業簽訂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礦產換基礎設施」協議。[208][209]
2023年11月，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威廉與瑪麗學院的對外援助資料庫AidDate表示，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向沿線國家出借的款項達一萬一千億美元。其中80%的款項都借給財政困難國家。[210]
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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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否認指控，認為這是西方國家的故意抹黑。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説︰「美方個別人士針對一帶一路倡議持續發表不負責任言論。到底誰是攪局者，誰是實幹家，國際社會自有公論」。[211]
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反駁外，債務陷阱的指控也受到學者們的廣泛質疑。[212][213][214][215][216][217][218]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黛博拉·布勞蒂加姆 （Deborah Bräutigam） 將債務陷阱外交描述為一種「模因（meme）」，是由於對中國快速崛起而引發的焦慮而流行，是「人類消極的偏見」。根據2019年的一篇研究論文顯示，大多數債務國是自願同意接受貸款，並且有與中國合作有過的積極經驗，他指「包括斯里蘭卡的案例在內迄今為止的證據，都誇大了中國銀行融資和一帶一路的風險」。[219][220][221][222][223]他批評媒體的宣傳，指他們錯誤地歪曲了中國與其他開發中國家之間的關係。很多開發中國家對中國的經濟模式有好感，並認為中國是對他們來說有吸引力的發展夥伴。[224]由黛博拉合著的2018年中非研究計劃報告指出，中國貸款目前並不是非洲債務困境的主要因素。[225]
紐約經濟學家阿納斯塔西婭·帕帕迪米特里烏（Anastasia Papadimitriou）指在與中方進行交易時，夥伴國同樣負有責任。[226]另外他在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後，阿納斯塔西婭得出結論，說：「與其說是新殖民主義，倒不如說是經濟區域主義」。[226]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在2019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案例是西方宣傳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傑出案例（case par excellence）」，但現實情況卻只是一個「錯誤的觀念（myth）」。中方曾貸款給斯里蘭卡興建漢班托塔港，但由於斯里蘭卡無法償還債務，該港口和附近15,000英畝土地被交由中國招商局港口公司，租期99年，此舉被西方媒體批評為債務陷阱外交。當時有斯里蘭卡官員反駁此一說法，說：「如果是中國強行要給我們貸款，那你可以說成是陷阱，但我們向中國貸的每分錢，都是我們自己要求的」。[227]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指出港口是斯里蘭卡前總理馬欣達·拉賈帕克薩要求興建的，中方只是給予了貸款支持，並沒有參與決策。[228][229]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同樣質疑「債務陷阱」的說法，指該港口的交易是由當地政治動機驅動的，而且中方從未正式擁有該港口。斯里蘭卡的債務危機與中方的貸款無關，而是主要由「當地精英的不當行為和西方主導的金融市場」導致的，而且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利用其地位從港口獲得戰略軍事優勢。[230][231][232]
位於紐約的研究中心Rhodium Group也指出，中國在債務重新談判上的影響力經常被誇大，他實際上的權力有限。研究顯示談判的有利方通常都是借款人而不是所謂的掠奪性的中國貸方。[233]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講師達倫·林 （Darren Lim） 表示，「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從不可信，儘管川普政府大力推動了這一說法。[234]
政治學家及研究員張哲新認為，2017年5月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開發中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展現壓倒性的熱情，這已足以使新殖民主義的指控失效。[235]
全球發展中心在2018年3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2001年至2017年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組或免除了51個債務國的貸款，大多數是一帶一路參與國，而且沒有沒收他們的國有資產。[236]賴比瑞亞前公共工程部長、全球發展中心高級政策研究員摩爾（W. Gyude Moore）表示，「債務陷阱外交」等政治化語言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回響，並且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他們是在擔心中國崛起會成為全球大國，而不是擔心非洲的現實。這些是西方自己的焦慮，而不是非洲國家的焦慮。他還補充說：「中國一直是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積極合作夥伴。」[237][238]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普拉杜納·比克拉姆·拉娜（Pradumna Bickram Rana）及嵇先白表示，儘管「一帶一路」倡議面臨許多實施問題，但這主要是由於COVID-19的大流行，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的講法是不可信的。[235]雖然他們承認各國在償還中方債務方面面臨困難，但他們強調中方願意通過部分債務減免等寬恕政策幫助這些國家重組債務。[239]在11個償還困難的案例中，中國推遲了對負債國家的貸款，其中一個例子是東加。[234]
另外的批評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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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巴黎俱樂部等機構相比，中方的貸款被認為是更快、更便宜，而且附帶的條件也更少。但也遭到尤其是來自美國的高度批評，認為這種「無條件貸款（No-strings loans）」最後只會讓腐敗的當地政府受利。[240]另外也有批評者指責中方的貸款讓一些國家藉此避免了改革，避開了傳統西方捐助者的審查。[241]也有人認為這是件好事，因為非洲國家及其他窮國將有更多的選擇。[242]經濟學家迪亞哥·赫南德茲指出，中國作為世界新主要貸款人的角色促進了與傳統捐助者之間的競爭，也迫使傳統捐助者停止對接受國提出許多的要求。[243]他發現，中國的援助每增加1%，世界銀行就會將其對市場自由化或經濟透明度等方面的典型要求降低15%。[244]
另外有聲音認為，即使中國沒有真的在實行債務陷阱外交，這種大規模的貸款也存在無法持續的隱憂。美國的AidData研究中心指，1960年代至1990年代，西方國家也曾向開發中國家提供大規模的貸款，然而，當受援國無法開始償還債務時，該戰略就失敗了，民眾的憤怒接踵而至，西方的援助模式因此被徹底改革。AidData研究中心說，到目前為止，數據顯示這種情況雖然並沒有出現，但研究人員擔心這種情況可能會在10或15年內發生變化，屆時中國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其貸款型式的可持續性。[245]
賴比瑞亞前公共工程部長居德·摩爾表示，中國其實就像任何其他貸方一樣，並表示是否接受中國貸款最終是取決於非洲國家自己。[246]
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201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提出中國大量貸款背後的三個戰略目標：（1）解決其珍珠鏈戰略困境；（2）在重要的南亞貿易路線上投射力量；（3）破壞以美國為首的地區聯盟對中國的包圍，使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能夠突破「第二島鏈」。[247]